錯用MPF載體引發怨氣

新年度預算案甫「出閘」險告「脫腳」。儘管政府大增經常開支,加強對教育及衛生福利等方面的資源投入,社會仍劣評如潮,所幸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及時聯手向財 爺反映民意,財爺亦從善如流公布了修訂,但部分市民似餘怒未息,反映事後「補鑊」,總不如事先就做好策劃。據悉,政府內部對此進行了「大檢討」,得到啟 發,認為事件反映在政策制訂過程中,官員出現了「『政治理性』缺乏症」,包括未有考慮如何在議會有足夠票數,及如何令大眾感到滿意,結果令政府在推出政策 時經常陷入被動的局面,故未來應有專人負責各政策的「政治理性」考量。

是次的預算案風波,有官場老友向自 明坦言,這與相關官員犯上了兩大政治「原罪」有關,一是「不要用『乞人憎』的vehicle(工具)去作為政策載體」:是次政府選擇將240億注資到市民 的強積金戶口,卻沒有想到「MPF在香港人的心中根本已是『原罪』」,故當政府再把錢注資入去時,大家自然會更加「火滾」,自然容易引發民怨。

該老友指出,第二宗罪,就是「以前做開的事情,如果不再做,必須要有充分的理由去說服公眾」:新年度預算案中沒有像以往般退稅,本來退稅與否並不是關鍵問 題,但政府完全沒有交代箇中的原因,市民自然有所不滿,「政府又未能為不退稅講出一個令人接受的解釋」,結果搞出個「大頭佛」來。

政策改變需有充足理據

兩大「政治」原罪只是表徵,官場老友坦言,由去年的堆填區擴建被否決,到申辦亞運失利,乃至交通津貼計劃被迫修訂,到最近期的財政預算案險遭「滑鐵盧」,政府內部在「棟高床板諗清楚」後,得出一個結論,政府染上了「『政治理性』缺乏症」。

他解釋,在傳統政務官的訓練下,官員制訂所有政策的首要考慮是「政策理性」,簡單地說,即是任何政策改變,都要有充足的客觀數據和理由作為依歸,而在官場 傳統文化中,官員一向非常強調維持政策連貫性的重要,如果沒有充分的理據,「政務官根本不願作任何新的嘗試」,在這兩大考量下,部分官員「覺得只是對原本 大家已接受的政策作修改,一定唔會出事,但結果就是出事」。

老友舉注資MPF為例,坦言上一份預算案中已經採用過MPF注資這種紓困措施,不同的是上次設入息1萬元的申領上限,當時大家都相安無事地接受了,「事前根本無人諗到,取消了這個入息限制,變成人人有份,反而會引發如此軒然大波」。

港政治生態已徹底改變

該官場老友分析,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發生了根本性的「Paradigm shift」(範式轉移):議會的代議士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代言人,「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徹底改變,成為direct democracy(直接民主)的世代,像立法會議員一旦當選,已不再像過去般可以按著自己想法去代表市民4年,而政府制訂政策的過程,亦已因此而成為了 一個徹徹底底的政治過程,政府必須同步進入所謂『政治理性』的時代,即每項政策不論大小,制訂時都必須要考慮在議會是否有足夠票數,以及政策出台後能否令 大眾感到滿意,否則只會事倍功半」。因此,他認為,特區政府未來至少要在政策局一級,安排專人負責研究各政策的「政治理性」因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