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關醫療的問題，如果單從官員和政客「自說自話」方式去爭拗，一生一世也爭辯不出一個結果來，因為這並非倫理、道德、政治、或是制度的問題，而是現實的、計算的、成本效益的問題。因此，社會爭拗究竟是醫療保險、醫療融資、政府包底等等，都是無謂之談，永遠爭論不出結果來，因為真正問題的癥結，只有一點﹕錢從何來？而「錢從何來」這一點，歸根結蒂，就是市民願意為醫療付出多大的代價？

醫療開支多在最後一年
近一百年來，醫療技術大幅躍進，令到全世界人口的平均壽命增長高出了數十歲，從大約三四十歲，增長到先進國家的七八十歲。這一點其實不難做到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例子，在1949年建國以來的三十年間，經濟發展並不怎樣，又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，其人民的平均壽命照樣能夠躍升了三十年以上。這無他，只需要提供乾淨的食水，為兒童打防疫針，有一些簡單的醫療，一些受過兩三年基本醫學訓練的赤腳醫生，便可以做到這一點。
醫療科技把壽命從三十歲提升到六十歲是易如反掌，成本也甚為便宜，但如果要提升至七十、八十，甚至是九十歲呢？其成本就以幾何級數上升，到了後來，把平均壽命提高一歲，其成本增加的數目簡直是難以計算。最基本的理由是，現代醫學極其複雜，但無論在哪個國家，都是由成績最優良的學生去當醫生，除讀書還要加上實習時間，投入近十年的光陰，才能成為及格的醫生，如要成為專科，更要多花幾年。此外，無論是醫療設備和發明新藥，其成本和賣價都是極為昂貴，常人並不容易負擔。因此我們可以說，醫療絕對是貴的，而且將會越來越貴，亦根本不可能便宜，因為無論在人手和在設備方面，它的成本都不可能減少下來。
且舉一些例子，從四十歲開始，每年進行體檢，把病早早發現，是最有效的增加壽命的方法，但這做法每年的成本最少是數千元。把末期癌症的平均壽命延長一年，成本是數萬元。以上這些，都是真金白銀，不管由誰付出，都得是由市民去埋單的。所以，有關醫療融資的癥結，並非用甚麼方法去付鈔，而是更基本的問題﹕我們願意為延長生命付出多少的代價。
一個人一生的醫療開支，大部份在65歲之後，而其中的大約一半，是在生命的最後一年，在這其中的大約一半，又是花在生命中的最後一個月上。這是根據不同先進國家的統計，所計算出來的約數，各國雖有差距，但雖不中亦不遠矣。換言之，如果一個人一生的總醫療費用是20萬元，有15萬元是在65歲後付出，其中7萬元是在生命的最後一年，3萬元是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。

80歲過世醫療花40萬元
在美國，如果用領取醫療保險來作計算，65歲死去的人，一生醫療總費用約為10萬港元，80歲是40萬港元，由於香港人的平均壽命已超過了80歲，所以這費用應該相差不會太遠。如果以一個人工作40年作為計算，每個月的醫療費用，大約不到一千元。
可以預期的，是在可見的未來，隨著醫學進步，醫療費用將會不停的增加，政府和政客的第一個想法是對的：醫療費用不停上升，以現有的資源一定負擔不起。但是他們的第二個想法卻是錯得不能再錯﹕費用增加了，錢從何來、怎去融資？
真正的答案是﹕錢也有涯，而醫療費用也無涯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矣！我們在搞任何醫療融資方案時，必須先解決一個問題﹕市民願意付出多少代價，去延長五年、三年、一年，甚至是一個月的壽命呢？如果要把醫療做到完美，整個社會所賺的錢去付出作為醫療，也不足夠，相信沒有市民會答應這做法。打個比方，付出十萬元去換取兩個月病痛中的生命，相信不少人會寧願在年輕時花掉這十萬元，或把這筆錢留給子女。從這角度看，有時候太高的醫療費用，反而是社會的浪費。
要搞醫療融資，沒有他法，只有一條﹕睇?食飯。市民願意付出多少錢，去延長多少壽命。而這一點，得由政府作出精密的計算後，公諸大眾，才能交由市民去決定其中的成本效益。在現階段，討論用甚麼方案，都是多餘！